“父亲喝醉酒是经常的。

父亲喝醉酒，母亲就要挨打，这在我们家已经是司空见怪的事情。

记得母亲离家出走那一天，父亲又喝多了。他瞪着血红的眼睛，看着胆颤心惊、收拾屋子的母亲。那一天不知为什么，父亲又把她打得抱头蹲在墙角，不住地向他求饶。面对痛苦不已的母亲，父亲手中的皮带始终没有停下，每次挥手下去她都会凄惨地哀叫几声。

母亲究竟做错了什么？她为什么要无休止的被打？这是我从小便经常思考的问题。那一天母亲逃离了倍受折磨的家，离开了她的儿女们，当时我只有九岁，弟弟才七岁。

母亲挨打离家的情景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。直到后来，我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折磨她：原来我是一个早产儿，比预产期提前两个月，父亲始终怀疑我不是他的亲生骨肉。这个疑问也在折磨我，我到底是谁的孩子？谁该来关心我爱我？！

    母亲离家出走后，父亲喝醉酒的习惯始终没有改过来，发泄的对象由原来的母亲开始转向我和小弟。相比之下，我挨打的次数要比小弟多，因为父亲对他的儿子还是手下留情。那时我就想，不爱我的父亲什么时候也能爱我一次？天天醉酒的父亲何时能清醒一天？

经常挨打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我不知怎样做才能避免挨打。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，致使上学没精打彩，上课无法精力集中，逃学、撒谎、改考试成绩成了一个十多岁女孩子的主要任务。由于学习成绩欠佳，我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。一次我挨打后，父亲怒吼着让我滚开，我求之不得的离开了这个没有一丝温暖的家。从此，我无家可归，也可以说是有家不敢归，开始成了街上的流浪儿。

我想念母亲，我恨自己的父亲。在我无依无靠的时候，突然听到离家几年的母亲在山东的消息。我不知山东在那儿，听在一起玩的小伙伴说山东很远，去那里要很多钱。我没有钱，但我想去找母亲的主意已定。

和我一起玩的都是一些家境不好或父母离异的的伙伴，我们同命相连，彼此信任。其中，有两个和我最要好的男生，一个十六岁，一个十五岁，他们都是小扒手。每次出去得手，都会用偷来的钱给我买许多好吃的，我花的钱自然也是他们给的。那段时间我很开心，只要不想家里的事情，每天都会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地生活着。白天我们穿梭于公共汽车，电影院，游戏厅等场所，夜晚我们“四海为家”随便找个地方睡一宿。有时外面实在太冷，没有好去处，就只好睡在电厂的暖气沟里。

我的小伙伴一个叫大刚，一个叫小波，我是他们俩的“情妇”。他俩答应过我，一旦得手弄到大钱，就带我去找母亲。带着这个期盼已久的梦想，我天天盼望着他俩能偷到很多的钱。记得98年夏天的一天，我在街上偶然碰到了父亲，我被吓坏了，父亲在后面紧撵，我在前面拼命地跑。在两个小伙伴的掩护下，我总算逃脱了，但当时我真的被父亲吓坏了，一连好几天都不敢上街。我想真要是被父亲抓到，就是死定了，我千万不能被他抓住。为此，我必须尽快离开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－－XXX市。大刚小波看出我的心思，他们也积极帮我想办法。最后想来想去，大家决定去抢。为防止万一，我们做了两把火药枪，枪是在小波家做的，我们不知效果怎样，能不能打死人，于是想找个地方做试验。

1998年7月一天的傍晚，我们三个人带着刀枪上了一辆拉客的小面包车。这辆车除了司机还有一个押车的，这两个人都在二、三十岁左右，他俩坐的位置也是一前一后。车在我们的计划中向郊外驶去，大约过了四十分，我还在想大刚小波能不能对付了车上这两个人时，大刚则偷偷地用脚碰了我一下，我心领神会，便对司机说我要下车撒尿。车于是停了下来，我内心感到一阵狂喜，幻想“圆梦”的时候就要到了。我急切地跳下了车，跑进车后坡下的一片小树林里，一边撒尿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期盼已久的枪声。枪终于响了，就像放了一只沉闷的双响雷，在幽暗的夜里传出很远很远。我回到车上，车上的惨状令我害怕起来，原来车上两个大男人已经全死了。其中，前面的司机脑袋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，后面的这个人身子也歪在座椅上，脑袋中了一枪，脖子上被刀砍开的口子仍往外喷射着血水。最令我害怕的是从后面驶过来的那辆车，耀眼的车灯射进我们这辆车里，车上的一幕幕清晰可见。血在汩汩地流淌着，车上也随之散发出难闻的血腥味。我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这辆车来抓我们的，我的身体随之不受控制地哆嗦起来。情急之下，我被大刚按趴下，待这辆车驶过后，我们才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。这时才觉得做得过分了，我不该和他俩参与杀人，但已经晚了。六天后，我们被警察抓获……”

听着女少年犯的自述，我们一直在想，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把杀人当成了儿戏，杀人的初发点也只是为了试验枪是否好使，听起来有些滑稽可笑，但损害的后果确是付出了两条生命的代价。就在实施杀人后，他们甚至幻想即使杀了人，警察也不会怀疑是三个小孩干的，并天真地认为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他们已经无知到了极点。

        在坦诚的交流过程中，她象是问我们，也象是扪心自问，“我走上犯罪道路，除自身的因素外，我应该怨谁？是暴虐的父亲还是出走的母亲？”她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做错了什么，也不知道父亲那样对待她是否公平。   从入狱至今，父亲从没有来看过她，失踪的母亲也没有着过面。她说自己是狱中的“三无”人员，是政府管教给了她脱胎换骨、重新做人的机会和勇气，是政府管教给了她一个重塑自我、走向新生的信心和力量。

        如今她真的醒悟了，对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，也在深深地自责着，她甚至说自己会因此而痛苦一辈子。临结束采访前，我们了解到，她还有一年多时间就要刑满释放了，现在自己考虑更多的是出去以后的事情。她说“父母是儿女的榜样，希望天下的父母亲都能给自己的儿女做一个好榜样！”